習近平改變中國外交姿態
  據新華網報道,23日,在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對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進行國事訪問,並同太平洋建交島國領導人舉行會晤後,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回到北京。
  外媒多維網近日刊文,總結評析近期從北京APEC峰會到澳大利亞G20峰會上習近平的外交話語。文章指出,從“亞太應該”到“我們要”,從“我們應該”到“我們要”,習近平徹底改變中國外交姿態
  文章如下:
  G20、APEC這些大型國際會議接踵而至,除了安倍晉三與習近平的首次會晤驚世人、習近平與奧巴馬的瀛臺夜游別有風味、普京鎩羽而歸格外惹眼,中國領導人在國際會議期間發言姿態的徹底轉變亦讓人們大感意外。自2012年提出要實現“中國夢”之後,中國不單採取了種種措施追夢,在姿態方面,習近平正讓這個世界提前適應崛起了的中國姿態。
  從“亞太應該”到“我們要”
  亞太經合組織(APEC)雖然是鬆散的地區聯盟,但是中國領導人對它的重視程度卻極高,且不說此次會議在北京舉辦,單就會議本身而言,中國自加入APEC後,最高領導人從未缺席過該會議,每次峰會也都會發表主旨演講。對比近十年來中國領導人在APEC峰會上的講話不難發現,中國的姿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歷次峰會,中國領導人的講話內容基本上離不開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中國經濟的發展措施、中國對亞太經濟發展的看法這幾個板塊。從2004年到2012年,胡錦濤歷次APEC演講延續了先談對會議主題的看法,接著談論中國經濟發展現狀以及中國將採取何種措施的模式。
  胡錦濤2003年首次在APEC演講時分析了中國增長神話的原因以及中國將在未來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但是沒有對亞太經濟的發展提出意見和看法。2004年胡錦濤在《推進合作共贏 實現持續發展》的演講中表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中國願意為推進合作共贏、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2005年胡錦濤在演講中表示,事實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為世界各國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機會和更廣闊的市場,正在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胡錦濤時代的中國姿態是積極融入和參與亞太,並著力印證中國對亞太的貢獻,而在對亞太發展的意見上立場保守。胡錦濤首次亮相APEC演講時,著力於向外界解釋中國,沒有提及中國對於亞太經濟發展的看法。
  然而與過去十年中國領導人在APEC峰會上的演講相比,習近平2013年、2014年演講的大致內容框架與胡錦濤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區別是,習近平2013年對於亞太發展發表看法時連用四個“亞太應該”連用七個“我們要”,表露出指導者與掌舵人的姿態。
  習近平2013年10月7日在APEC峰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這是習近平首次在APEC峰會上發表演講。習近平先是重申了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政策,接著對亞太經濟發展提出四點願景,一連用四個“亞太應該”。習近平提出亞太地區應該謀求共同發展,應該堅持開放發展,應該推動創新發展,應該尋求聯動發展。
  除了介紹中國政策,習近平2013年首次亮相APEC就一連用四個“亞太應該”直接指出中國認為亞太應該怎樣做。這種自信不僅有習近平個人強勢性格的烙印,也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中國的國家實力發展到今天,在亞太已經處於設置議程的領頭羊位置。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APEC上的講話是習近平第二次在APEC上演講,與去年首次祭出四個“亞太應該”不同,今年習近平一連用了七個“我們要”和一個“我們應該”來表達中國對亞太發展的意見。習近平稱,“我們要共同建設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伙伴關係”,“我們要攜手打造開放型亞太經濟格局”,“我們要不斷發掘經濟增長新動力”,“我們要拿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我們要精心勾畫全方位互聯互通藍圖”,“我們要共同致力於構建覆蓋太平洋兩岸的亞太互聯互通格局”。
  在漢語中,如果說“應該”一詞還停留在建議的層面,那麼“要”則說明將付出行動,是比“應該”更進一層次的建議,是更傾向於指示性而非建設性的詞彙。從胡溫時代中國對亞太如何發展並不積極建言,到習李時代中國對亞太的發展有著強烈的主導色彩,中國已經將自身從亞太經濟建設的參與者,上升為亞太經濟發展的引導者角色,上升為亞太經濟發言的主導者角色。中國的亞太地區主人公地位、意識已經十分明顯。
  有聲音甚至認為,習近平的發言語氣基調是在召開中國版本的國際政協會議,各國具有參政議政的權力,但是各國應該明白誰才是真正的“執政者”。
  從“我們應該”到“我們要”
  在APEC峰會閉幕後,11月15日G20峰會在澳大利亞舉行,剛剛在北京見過面的奧巴馬、普京等領導人在澳大利亞再次聚首。與APEC談論的是亞太的經濟發展趨勢不同,G20談到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治理。自從2008年G20舉行領導人峰會以來,中國領導人每次都發表見解。與在亞太經濟發展上中國此前一直低聲調不同,在G20峰會上,一向被視為溫和派的胡錦濤從2008年到2012年的講話都極為強勢。習近平從2013年以來共參加兩次G20峰會,基調也都比胡錦濤更高。
  無論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在G20峰會上的講話都包含幾個固定部分: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世界經濟發展應該發展的方向、中國採取的措施。胡錦濤從2008年到2012年每次的講話中都有的基調是“我們應該”,從2008年提出國際社會應該認真總結金融危機的教訓,到2009年通篇用9個“我們應該”來闡述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建議,再到2012年以“我願提出以下建議”為開頭提出“我們應該”怎麼辦,胡錦濤已經相對委婉地告訴了全世界中國認為的正確發展道路是什麼。
  G20首腦峰會是金融危機之後,西方發達國家認識到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故而召集的峰會,中國作為金融危機中全球經濟的穩定器和增長動力,備受矚目,中國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話語權已經奠定。胡錦濤歷次峰會發言中“我們應該”的基調,實際上是中國地位上升之後的體現。
  即便胡錦濤時代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已經展現了大國姿態,但習近平在最近兩年G20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表明,中國的目標不止是參與者。
  2013年習近平在提出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建議時直接指出,“各國要通過積極的結構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經濟競爭力。增長聯動,是世界經濟強勁增長的要求。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各國要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共同優化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完善全球產業佈局,建設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場,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
  前不久在澳大利亞的G20峰會上,習近平稱,我們必須創新發展理念、政策、方式,更加重視增長質量和效益;我們要繼續做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我們要以此為契機,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要加快並切實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
  無論是在去年還是今年的G20峰會上,習近平談話基調都是“我們要”。從胡錦濤時代的“我們應該”到習近平時代頻頻提出“我們要”,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態度不是建言者,而是領導者指揮者。“我們要”的言外之意是中國版本的世界經濟發展方向已經確定,中國來開會不是和大家商量如何發展,不是建議如何發展,而是中國已經有了路線圖,已經有了腳本。“我們要”後邊跟的是將採取的行動,是即將進行時。
  將過去胡錦濤在APEC、G20峰會上發言的姿態與習近平上臺以來在這些峰會上的發言對比,總的來看,變化最明顯的是中國的姿態。中國的主人公姿態、領導者姿態、掌舵人姿態頓顯。中國的這種姿態並非毫無底氣,盲目自大。支撐習近平說話硬氣的是中國一路向西直達歐洲的“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連接從中國向東直達太平洋彼岸的亞太自貿區線路圖,這兩個計劃幾乎包含了全球的所有經濟區。支撐這些計劃的,既有中國投資5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註冊資本金力爭要達到1000億美元的亞投行,也有中國出資410億美元的金磚銀行。
  從國內來說,兩年來,從吃包子到“習大大”,從延安父老的交口稱贊,到愛國華僑的四海歸心,再到“領袖範兒”的升華提煉,最高領導人的公眾形象在習近平上任總書記一年半後被塑造得更加高大偉岸。而從外交領域上來講,習近平在處理紛繁複雜的國內事務同時,也已經成為“世界級領袖”。就任不到兩年,習已經確立了鮮明的外交風格。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年間,中國長期積貧積弱,在國際交往中備感壓抑,上上下下都盼望重新揚眉吐氣。一個國家領導人能夠光大中國崛起的氣勢,將大勢變現實,今天將習近平稱為“全球領袖”不算過分。習近平在APEC、G20會議上的姿態的轉變,是中國近代以來被擠到世界邊緣後,重新回歸世界舞臺中心的轉變。
  從選擇性有為到積極有為,再到主動有為,從做了不說到做了再說、再到既說又做,中國實際上正在用姿態的變化向世界宣告,中國雖然距離崛起還有一定的距離,但這個距離已在不斷縮短。領導人姿態的轉變是暴風雨來臨之前、世界格局變動之前、中國崛起之前的“起勢”、“烘托”和“造勢”。
  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意味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習近平時代的新中國則代表著中國必將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1949年人們展望新中國時認為,它是站在海邊遙望海中,已經看見了桅桿尖頭的一艘航船;它是立在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孩。而現在展望的未來,崛起的新中國又何嘗不似一艘航船、一輪朝日、一個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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